一九八六年初月十八，国务院调整执行政区划、扩大市带县领导体制的指示。还在绝密之时，我们七个办事员和一位领导奉命到漯河做建市的筹备工作。住进火车站对面的市委招待所（现许慎宾馆），从此拉开了漯河升格的序幕。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了新市委领导班子人选，协商决定新市委办公地点设在原漯河市委新盖成的五层办公楼里。一辆黑色吉普车来回穿梭在火车站和现在的建设路之间，不停地接送前来报到的工作人员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紧锣密鼓，一九八六年四月的一天，新报到的五十九名县级干部和几百个科以下中层，在原漯河市委的小礼堂召开首次大会动员，宣布各局委办负责人。各自在滨河路老市委党校地下室的一室洞穴里筹备自己的工作班子。

那时我三十多岁，除部长外我是老大。早上和小兄弟们不洗脸就拿着碗筷到老街口，豆沫、油条、胡辣汤灌一肚子；然后又回屋里闷热的二层小楼里光着膀子，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裤头在一起，翻资料、阅文件，不时还开个玩笑、逗个乐，调节一下气氛。好不容易到夜幕降临，我们几个一路小跑穿过煤市街，一头钻进清凉的沙河里洗个澡，又开始那忙而不乱、累而快乐的加班加点生活，现在还让人回味无穷。

   刚到时，我在组织部是个不起眼的科长（第一任干部审查科长）。审查清理历史遗留问题、落实政策，调整工资、调配干部，加上大量地外出调查任务。科里只有三个正式人员，我只好自作主张从各单位借调人员，说是一两天，一干就是二三年。那时，没有补助和加班费，我又性子急，谁马虎一点，我劈头盖脸吵一顿，别人还在难受，我就又忘了。时间一长，谁也不马虎、不计较，我落了个办事认真、说话难听、心眼不坏的名声。可领导放心，材料只要我已签字就上部委会研究。后来有一次，市委一个领导的亲戚要求我更改参加工作时间，以享受离休待遇。我一看不符合文件，当场顶了回去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找我说情。

有一个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，因落实政策不到位，精神有点失常，缠住市委书记讲短道长，叫书记无法办公，部长让我引开他。我进门一见老头，七十多岁，可怜巴巴，便发了侧隐之心。我进门第一句话就说：大叔，跟我走。我给你解决不了问题就给你当孙子！老头二话没说离开书记办公室。在外边，我俩聊了两钟头，我边听、边记、边梳理，很快弄清了情况，落实了政策。从那以后，老人家隔三差五给我送兜包子，拿捆清菜，我不要就翻脸……

在部里我是老兄，谁家生孩子、找对象，都得落到我们科长头上。我只好叫妻子帮忙，时间一长，我夫人成了组织部里的公共嫂子，到现在部里的老人谁也不叫她的名字和职务，清一色“嫂子”称呼。

到漯河三十年，凭着我认真的态度、倔强的性格、坚韧的毅力、不倔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军人风范，从干事、科长、副处、正县一路走来，最后到市人大常委会常委，直到退休。

那时，我子女都在许昌上学，不到假期无法转学，爱人只好等孩子放暑假方可来漯，所以家仍在许昌。我只好每隔一周回许昌一趟，买了煤球买口粮，再返回漯河。半年后，市委决定在沙北小李庄以西建三十九栋六层混砖结构典式楼，将第一批来漯河工作的人分四个阶梯，每人一套平均分配，各单位人员流动，走人腾房，另做安排。在盖房期间，我们一家六口在五一路租了一个独家小院住了半年，为了节约经费，当市委家属楼完工还未通上电，我就搬进了18号楼四楼中户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。晚上，借着烛光让孩子完成作业。就这样一住30年，孩子由小孩长成青年，远走他乡成家立业，我们夫妻二人也由领导干部变成了空巢老人。在困倦闲暇时仍喜欢站在楼台眺望沙河风景，伴随着三十年的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过电影：浮桥、麦田、泡桐树演变到今日的彩红桥、长青花木、红枫林；晚间的月光星火变成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没变的是沙澧清流静静淌，蝉鸣、雀叫、犬吠声。

我虽然年近七旬，除年轻时公伤留下的新换零件外，其他全是原装。不过新添了两副远近两用的眼镜，方找到六十年代大学时代的影子，和走路昂首挺胸的军人气质。虽然孩子们两次三番催我到他们哪里生活，我却罗列出无数的借口，不愿离开漯河这座不起眼的小城市。我爱这个第二故乡，生活奋斗三十年的地方，我经常祈祷告诉上帝，如有可能会在这里去见马克思，向他报告：我是共产党员，为理想贡献出了一切。所获得的是无怨无悔、无遗憾。请永远让在我留在这典式楼台上欣赏沙澧风光，看日出日落。

      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  祖法政